很多早期文明都出现在容易泛滥的大河附近，所以每种文化中都有洪水神话。创世神话扮演着宇宙起源的角色，而洪水神话则为人类社会和制度的出现扫清了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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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许多洪水神话中，失控的洪水有一个道德上的作用。在诺亚的传说中，这一道德作用非常明确：洪水是上帝对人类之恶的惩罚，只有善良者和他的家人才能逃脱。

在中国，水的本质中蕴含着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信息。导致洪水的是“坏的”水，是狂暴的、野性的、混乱的。洪水的发生是一种恶行，一种反叛和犯罪行为。社会的稳定依赖于对这种水的控制：疏导它，安抚它，使它有序，变“好”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，本质上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。这样一来，对水的治理就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：一个成功的控制系统不仅有效，而且具有典范性，负责这一战略的人展示了其统治权。历史学家陆威仪说：“中国洪水神话的方方面面……都集中在对统治者的本质及其权威的正当性的思考上。”

禹不是“中国的诺亚，他并非被动地熬过洪灾，而是亲自动手治理洪水。禹通过对洪水的恰当治理取悦了天帝，上天把统治中华民族的原则交给了禹。在中国，禹受到普遍的敬仰，被尊为神。正是他对洪水的掌控为他赢得了这种绝对的尊重和权威。

水变化多端，它可以狂野而猛烈，也可以平静而清澈。它可以汇集和淤塞，也可以自由地流动。它像一面镜子那样进行反射，它是透明的，或者可以是浑浊的、不透明的。水可以是短暂的，也可以是永恒的。

你很难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另外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地方，水在思考时是如此不可或缺，尤其是对于伟大的哲学家来说。

“道”是道家和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，但“道”是无法准确描述的。正因为它的模糊不确定性，水才成为它无比贴切的一个比喻。老子说，道像水一样，没有固定的形状或形式。它来自一口永不干涸的井：“道冲，而用之或不盈。渊兮，似万物之宗。”

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中，水还拥有一种道德教育的力量。《道德经》说：“上善若水。”水总是找到最低的水平面，然后便静止下来，这是道德教育的另一个源头。通过寻找最低点，水展示出了它的谦逊。正如老子所说：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是以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后之。

静止、柔软、平静、清澈：这些在西方也是水的“女性”属性。但道家思想一个吸引人的特点是，它的内涵是积极的。正是因为水适应性强，柔弱而易顺从，总是在寻找阻碍最少的路径，所以它实际上是不可能被打败的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可以战胜最为坚硬、最难熔化的物质。《道德经》说：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”

孟子用“水”的特性来作为自己“人性善”学说的基础：“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”

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说，河流是整个亚洲和中东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这些王国，“水的问题决定了官僚体制的存在”。历史学家卡尔·魏特夫说，“东方制度”建立在“水利文明”之上：“正是不稳定的水环境所带来的任务，刺激人类发展出了社会控制这种水利办法”。

魏特夫的论点如今通常被历史学家所否定，因为它既没有体现中国历史上水资源管理的复杂性，也没有体现这个国家的目标、动机和能力，鼓励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简单化的、扭曲的看法。

然而，魏特夫的论点从未真正消失过，这无疑是因为它承认了一个关于中国治国方略的不争事实：水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，水的管理、控制和获取模式一直在塑造着这个国家。

历史学家彭慕兰说，水利专制这个形象“早就不可信了，但仍保留着一些核心事实”。魏特夫过于严谨的论点背后，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相：中国的水资源管理创造了一种政治语言，而这种语言支持了统治的合法性。今天，这种水的语言仍持续影响着中国政治。

魏特夫认为，对水道的控制保证了对农业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控制。在一个没有机械化工具的时代，为了开凿灌渠，养护农田，统治者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。卡尔·马克思本人也曾提出，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、缺乏商业主义的文明之中，只有通过“中央集权政府的干预”，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。

水道有两个主要的战略功能。第一个是作为运输管道。秦始皇如果不依靠岷江、长江和汉江的力量深入蜀国，是不可能征服四川的。河流的第二个战略角色是抵御征服的天然屏障。当杭州的南宋统治者称长江为自己的“长城”时，他们是在暗示它——以及长江与淮河之间那块兵家必争之地上的其他河流——给女真人和蒙古人这样的入侵者造成的障碍。

出于这些原因，中国的战争经常在河流之上或河流附近进行。河流是军事征服的动脉，是王朝更迭的流动竞技场。在河与湖上的战斗成了传奇。

明代名臣叶梦熊在自己的著作《运筹纲目》中谈到“水”在战争中的作用：“愚按水可以浸灌，可以漂流，可以陷溺，可以环围，可以济渴……昧者必用船舫方谓水战，不知能得其意，备其物，乘其机，则攻占奇策无出于此。何俟船舫哉？”

中国历史上的关键的战役往往涉及河流、湖泊和沼泽。战争的起因通常与对水道的争夺有关，并且通常发生在水上。无论是赤壁之战、隋征陈朝、蒙古灭南宋还是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水战，皆是如此。大型船队在中国的湖泊和河流上进行的水战，其规模和意义堪比发生在西欧海域的任何海战，或后来发生在开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任何海战。在中国，人们竞争的只有水、水、水。

水是中国艺术中最常见的元素。读杜甫关于754年的洪水和暴雨的系列诗歌，比如“阑风伏雨秋纷纷，四海八荒同一云。去马来牛不复辨。浊泾清渭何当分？”，你会感觉到潮湿和泥泞，感觉到被阴沉的天空和沉重的雨滴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水能够代表人类本性和命运的变迁，它的这一能力在这样的诗句中得到了传神的表达。杜甫和李白都在中国那两条大河的两岸漫游了数年，那两条浩荡的水道似乎从未远离他们的思想。

在他们的诗歌中，水以细腻微妙的方式发挥着它的作用。它将一个个意象连接在一起，就像山水画中潺潺的溪流，时隐时现，却提供了视觉上的连续性。时隔千年，他们的诗歌仍然能够把我们送到河岸，在那里，在滴水的树枝下，我们与微醺的作者坐在一起，阅读着生命在无情的流水中所经历的艰辛。感受到河流在唐代盛夏的炎热和灰尘中，为疲惫的旅行者所提供的那凉爽而甘甜的拥抱。我们会明白，当这些艺术家眺望着汹涌的长江或黄河，抑或凝视着平静的洞庭湖或西湖时，他们为何能够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。

诗人在水中发现的，与其说是大自然的壮美，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、自己的希望和遗憾。长江一次又一次地预示着出发和离别。嗜酒如命的李白，在南京的一家酒馆里与一位挚友这样告别：请君试问东流水，别意与之谁短长。还是在长江之畔，他又与另一位同伴告别：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

对于李白，对于所有的诗人和作家，对于所有类型的艺术家来说，水不仅仅象征着渴望、失落和悲伤。我们此前已经看到，在中国，水既有哲学的一面，也有政治的一面；它反映了最高的志向和最抽象的理想，并且植根于日常生活和权力的行使之中。

与西方的蛋彩画和油画不同，水才是中国画家的主要媒介，而这并非一个巧合。用墨水泼洒无疑有利于表现水的主题，但是对中国画家来说，水作为媒介，其本身即信息，因为只有通过流动性如此之强的物质，画家才能捕捉到对象的生命力，即“气”。

古代画家对河流与溪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他们说，要想画水，需要花上五天的时间。水几乎是一幅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艺术史学家大卫·克拉克说：“无论是宋朝的还是清朝的，在所有的中国画中，云、瀑布与河流都随处可见。”有时，水可能是一幅作品中唯一的主题。宋代画家马远的十二幅《水图》便是以水为核心：其中的《黄河逆流》所描绘的只是一个巨浪，却更加令人惊心动魄。

【摘自：《水：中华文化的地理密码》[英]菲利普•鲍尔/著 张慧哲/译 重庆出版社&华章同人】

在中国，水渗透在从日常生活到哲学思想、从战争到艺术的方方面面，但正如谚语所言“鱼儿看不到水”，我们虽身在其中，却未必感受至深。

本书从地理、神话、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管理、战争、艺术等多个角度，探索了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……作者将“水”这一地理因素作为叙事核心，纵横古今，信手拈来，系统翔实地爬梳了水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，试图找到梳理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条全新脉络。